文|本刊记者 陈晰
　　2001年11月12日凌晨0时30分，全世界瞩目的一刻。

　　在镁光灯的聚焦下，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用国产"英雄"钢笔在厚达1000多页、重10多公斤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上签下了名字、日期和"须经批准"字样。

　　这个签字，标志着历经15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后，中国终于迈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

　　今天，再次回忆起那一幕，石广生仍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不仅仅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性转折，更因为一路走来，我见证了新中国由一个贸易小国、贸易弱国变成了贸易大国，而且现在又向贸易强国迈进。这个过程我见证了，参与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老外贸"激情燃烧的岁月

　　现任中国外商投资协会会长的石广生虽然已经从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数年，但并未完全远离外贸工作，举手投足间一如往昔般干练果决，讲话声音洪亮，爽朗地大笑，讲到激动处，还站起身来挥动着手，毫不掩饰他作为一个新中国"老外贸"的自豪与骄傲。

　　 初历外贸--遇到了难忘的"尴尬"

　　1960年，21岁的石广生从河北昌黎农村考入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系。当时的他，对什么是"外贸"还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只是"对外语感兴趣，想看看外部世界，更想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此，他发奋学习，政治进步，在大学就入了党。

　　1965年，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他，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中国驻外使馆商务参赞处。在当时，出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待遇。"我们从农村来的，像当时大部分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一样，之前从没穿过皮鞋，没戴过手表，更没穿过西装，毕业出国，这三样全有了。"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出国的日子：9月30号。本想在北京看"十一"的国庆焰火，但是那天他却和几位刚毕业的同学一起乘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火车上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到了莫斯科。那里正下着鹅毛大雪，冰天雪地，零下一二十度。次日，转乘飞机前往目的地非洲马里。大约飞行六七个小时后到了首都巴马科，一下飞机就感到迎面袭来的一股热浪，实在难忍：这个国家最热的时候有将近50℃的酷暑，据说是世界上三大火炉（苏丹、埃及、马里）之一。马里也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

　　到了马里之后，石广生发现，学了五年法语的他对当地人讲的话却一句也听不懂。原来，当地的法语语音带着很浓重的当地口音。为了锻炼他的翻译能力，参赞派他到远离首都巴马科的瓦加杜古农村，我国援建的糖厂工地去实习和锻炼，给援建专家当翻译。为了尽快掌握语言，石广生每天和马里工人们生活、工作在一起，熟悉他们的声音语调，法语水平很快得到提高。不过，刚刚接触翻译工作的他，却难免遇到令人尴尬的局面。有一次，毛里塔尼亚的总统达达赫到糖厂去参观。在参观中，他问专家组长，除了甘蔗之外，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植物来制造酒精。因为甘蔗渣可制造酒精，糖厂一般都有酒精车间，废物利用。他说出这种植物的名字，石广生却没听说过这个单词。"当时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急得满头大汗，可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植物是什么。"这位总统还说，你们杭州就有这种植物。石广生想，杭州的植物多着呢，谁知道是哪一种，还是想不出，"尴尬"了一刻多钟。这时候，一位中国专家悄悄提醒他，有可能说的是薄荷。无奈之下，石广生只能硬着头皮把那个词先翻译成了薄荷，回去一查，幸好果然是薄荷。"从此，薄荷这个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置身非洲--深感中非友谊深入人心

　　经过一年的锻炼，石广生回到了我驻马里使馆商务参赞处，主要从事中马贸易往来和援外项目的有关贸易工作。在非洲工作生活了五年，石老深感中非友谊深入人心。

　　1960年代初，中国与非洲刚刚独立的马里、几内亚、加纳（习称马、几、加）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援助项目支持了他们独立的民族经济，中国的大批专家与当地非洲人民同甘共苦，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地的人民亲眼看到中国人是怎样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看到了中国是在真心的无私的帮助他们。1963年底至1964年，周恩来总理成功访问亚非14国，著名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就是在非洲提出的，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石老说，中国真情确实打动了非洲。周总理访问后，在马里境内，随便走到哪里，包括农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会用不标准的中文说"您好"。在援建工地，非洲朋友常对他说，中国人援助他们搞建设，常年不回家，真了不起。

　　1968年11月，马里发生军事政变，中尉拉奥特雷推翻了经济十分困难的凯塔政权，一时间，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受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散布对中国的流言蜚语。政变前到处"您好"，政变后乘车上街却经常听到"打倒中国"的恶语。但是不到两天，新政权即强调，马里仍然与中国友好，中国仍是马里的朋友。援建工地的马里工作人员（包括工人）在这非常时期，总是对中国朋友说，谁也不敢动你们，有我们在。在马里，朴素善良的人民根据他们的感受，得出了一个朴素的概念，即谁与中国友好，谁就是好人（用邦巴拉语说就是"啊玛伊"），与中国人不友好，就是坏人（啊卡伊）。石老说，每当看到这些情景，他们从事过援外工作的人，总是内心感到，再苦再累，"值了"。

　　 二度外派--目睹了"发达"与"落后"

　　在马里五年的工作结束后，石广生回国经过两年的干校劳动，又被派往中国驻欧洲的比利时使馆商务参赞处工作，而且一去又是三年多。在这里，他看到一个与非洲完全不同的世界：丰富的商品、现代化的生活、豪华的建筑……城市、农村差别很小，绝大部分农村家里都有自己的卫生间，电话、电视已经普及，欧洲大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而当时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看不出是个城市，土路土房，就是所谓高级的总统府也是前法国的总督府（马里曾是法国殖民地）。几乎没什么工厂，独立五年后才有中国帮助援建的几家真正的工厂--烟厂、糖厂、甘蔗园、皮革厂、茶场等，这就构成了马里的工业。农村可用"贫穷"形容，很多农村家庭就是搭一个棚子、一席草席、几个搪瓷盆，外面搭个锅就是全部家当，农民几乎只穿个短裤，不穿上衣，包括妇女在内。除南部和北部非洲外，非洲很少国家有电视，更没有高速公路。

　　这种经济上的巨大落差让他印象深刻：世界的差距太大了！"当时，可以说马里和中国的生活水平相差了一百年，中国和比利时又相差了一百年。不过，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以往需要一百年才能实现的经济飞跃，现在回头想想，感触很深。"石老说，几十年来世界在变，非洲也在变，但是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仍然是太大了，很不公平，这是世界的责任。

　　推销商品--时受冷遇

　　1970年代初，石广生从比利时回国后到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搞出口，不久当了副处长，负责公司的建筑五金出口业务。石老说，"当时中国既缺外汇，又缺原料，被逼出了个办法，搞'以进养出'，每年国家用一些外汇专门进口原料，再加工为制成品后出口，我记得增值最多10%左右。"因为中国刚刚从出口茶叶、肠衣、猪鬃等土特产品开始向制成品转型，国家缺外汇，只能这样。石老记得，加工后的制成品对外推销更难。亚洲小五金市场基本上是由英国名牌占领，中国至多有少量产品销往港、澳和东南亚，这还要靠港、澳同胞的转口；非洲基本上是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的市场，主要是英国的；拉美国家和中国还没建交，市场基本上是美国的。"我们全国每年出口建筑小五金2000多万美元（当时全国五矿公司统收统支，是'一本帐'，独家经营），已十分不容易。"石广生经常带小组出国推销，参加五金产品的外国专业展。石老说，由于中国的产品品牌不被认知，标准与西方不同，登门拜访客户，对方一问品牌，不是不感兴趣，就是价格压得十分低廉，我们做不来，吃闭门羹是常事，每次出访如能签上一些合同，高兴得不得了。由于当时的费用限制，也为了节约外汇，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推销小组常常是几个人手拿地图，乘地铁和公交，饿了有时就坐在大街上吃"三明治"了事，住小旅馆或MOTEL（可自己做饭的汽车旅馆）。当然，也有例外。记得有一次在英国曼彻斯特，商人带推销小组住进了当地五星级"大使"旅馆，大家担心费用太贵，住不起，可又碍于面子，只好住了。入住后大家"节衣缩食"，不使用旅馆的收费物品和服务，到外边去吃饭，但一结账，是客户招待，大家都"后悔"了。

　　石广生笑道："当然，我们搞进口的同事们就比我们好多了，往往是享受座上宾的礼遇，因为西方早就把买主奉为'上帝'了！回想起来，这确实是当时一代人的外贸生活。我们国家今天终于'不差钱'了。"

　　负重前行--"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1998年3月开始，石广生上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时，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亚洲金融危机是1997年在泰国首先引发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以迅猛的速度席卷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冲击的就是外贸。因为日元、韩元、泰铢、新元等亚洲国家的货币严重贬值，意味着同类商品我们再出口就不太可能了。不仅对亚洲出口不可能，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也因为价格竞争失利而非常困难。"

　　当时亚洲所有国家的外贸出口都在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从全局考虑，国民经济还要实现8%的增长。外贸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外贸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

　　"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合作和支持下，外经贸部采取了很多措施，首先确定一个目标：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第二是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提高出口退税率，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国家成立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解决出口企业收汇风险；开展'银（行）贸（易）协作'，扩大出口信贷规模，解决企业贷款问题；推进'（海）关贸（易）协作'，提高通关效率。第三，我们采取市场多元化，深度开发欧美等传统市场，扩大俄罗斯、非洲等新兴市场，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增加产品的含金量，技术含量，以质取胜，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等等。"

　　那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外经贸部甚至提出了"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口号。那段时间，石广生常常不分昼夜的工作，回家时还提着装满文件的公文包，既跑国外，也跑国内，常下地方，访企业，现场办公。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压力甚至一度使他患上了面部神经麻痹。

　　在多方努力下，经过一年的时间，中国终于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这种增长在那种特殊形势下的亚洲甚至世界都是少见的。当时的出口总额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实现了0.5%的微量增长。这是个了不起的成果，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回忆起这段充满挑战的历程，石广生说：过程是艰辛的，但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亲历十五年 "入世"征程

　　2001年11月12日，多哈会场。身着深色西装，系着红色领带的石广生在协议书上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会场上响起热烈掌声，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在此刻定格，这也标志着中国历时15年的"复关"和"入世"马拉松终于胜利地抵达了终点。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可能"

　　1986年7月10日，中国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书，向艰难的复关、入世之路迈出了第一步。从此，中国踏上了一波三折的漫长谈判之路。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中国随即提出加入申请，直到2001年正式加入。这期间，外经贸部先后经历了郑拓彬、李岚清、吴仪和石广生四任部长和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龙永图四任谈判代表。经过几届人的艰苦努力，风风雨雨整整经历了15年。正如朱镕基所说的："从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

　　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程进入最后关键时期后，石广生作为中方谈判人员的主帅，参与并组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谈判。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程，他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可能；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

　　石广生说，加入WTO的谈判一直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外经贸部只是进行了具体工作。

　　但是，这项"具体工作"也已足够艰巨："你得坚持原则，守住底线，该说硬话的时候要敢说硬话，但又不能把人谈跑了，跑了就不好收场了。中央的方针还要具体谈成。这种分寸如何拿捏，要靠临场的判断，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在谈判过程中，能多争取一点就多争取一点，这是我们的职责。"

　　 入世谈判：智力毅力与体力的较量

　　在那段日子里，石广生每天殚精竭虑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能谈成又能为国家争得最大的利益，再加之当时国内认识不一致的社会氛围，其中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在最后的日程里，谈判常常不分昼夜进行，一场接着一场，有时中间好不容易有间歇时间，石广生还要向国务院直至中央汇报，或是就一些问题与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紧急磋商，最后一次和美国人的谈判连续进行了6天6夜。"我记得有一次深夜12点多，我正在用电话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江泽民主席来电询问情况。我说，江主席，你还没有睡觉啊？他说，没有，你们不也没有睡嘛。我把情况简要汇报了。一会儿，朱总理又打来电话说，江主席让咱们连夜开会，研究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凌晨一点半，国务院召开会议，朱总理主持，国务院的相关领导和一二十位部长都来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会后，我赶回外经贸部，五六点钟接着谈判。那时候谈判实际上就是连轴转，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住在办公室，实在太困了就眯一下。"

　　在经历了惊心动魄，峰回路转的中美谈判之后，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可能在1999年内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与欧盟谈判的难度并不亚于中美谈判。"问题出在哪？关键是欧盟产生了和美国攀比的心理。美国固然财大气粗，但欧盟觉得其15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大，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石广生介绍说，时任欧盟贸易委员的拉米，现在是世贸组织总干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为自己的民族优越和具有独立性格的法国人。他说，打个比方，在一个晚餐会上 ，你不可能把请美国人吃的菜单，同样请他们吃一遍，他们绝不吃美国人的"剩饭"。"不能说欧盟的要求毫无道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和美国谈判之后，实在没有什么可让步的了。我和拉米说，你这就不现实了，中美达成协议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拉米不为所动，还是坚持不吃'剩饭'那一套。"

　　就这样，与欧盟的谈判僵持了好几个月，最后欧盟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又谈了五天。

　　"我们经过反复琢磨，大的问题肯定不可能让步了，就多批几家他们特别关注的保险公司、银行吧，这对我们影响不大，但面子上也还是给了欧盟，最终把问题化解了。"

　　尽管这段经历很艰辛，现在回忆起来，石广生只感到幸福与自豪："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改革开放促进了谈判进程，是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物质基础。谈判是曲折艰苦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内容，又有国际政治斗争的内容。好在有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国务院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共同合作，再加上多年来我们有由各个部门参加的优秀的谈判团队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能有幸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协议，是我最大的幸福和自豪。说到成就，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外经贸部一个部门的成就，而是属于国家的。在谈判过程中和加入世贸组织后，有许多国人对我们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们为国家办了大事、好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始终把它当成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其实，这种高度评价对我们也是过奖了，各个部门和地方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只是分工不同。至于一些人由于对谈判的背景，内容了解不够，认为我们的谈判让步过多，甚至激言'卖国'，我认为应当以包容的心态面对。最重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时刻关心和惦记的。"

　　对话石广生：波澜壮阔60年

　　 记者（以下简称"记"）：对于新中国外经贸工作60多年取得的巨大发展和成果，您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石广生（以下简称"石"）：我记得在我刚刚参加工作到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日本等外贸大国的贸易数字在我们看来就像天文数字，不可想象的。我们的"一五"、"二五"计划甚至没有提到对外贸易的数字，只是说增长百分之多少，因为数字太小了。1964年，现汇贸易才10亿美元，1978年达到206亿美元，而2008年的数据是2.56万亿！我们的外汇，曾有几次存量外汇只够三个月支出，现在竟储备了2万多亿。这样的跨度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是很少有的。我一生从事这个工作，见证了这个了不起的变化和发展，感到无比骄傲。外贸的变化发展，实际上背后反映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国家的强大。今天外贸的大发展，一路走来是很不平坦的，我们经历过解放初期的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经历过历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后来经过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的巨大成绩。曾有记者问我当部长的目标是什么，我说，目标就是努力让中国从贸易小国、弱国成为贸易大国。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也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发展成为贸易强国的新目标打下基础，这对我一个长期搞外经贸的人来说心情是振奋的。

　　记：您认为，我国外经贸事业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推动工作是什么？

　　石：最大的推动就是改革开放，这是基于小平同志对中国解放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全面总结得出的一个战略性思考：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改变计划经济和一个封闭中国的一个重大选择。这既是一个重大战略，也是一个改变中国的重要突破口。首先是改革，没有改革就没办法开放。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对外贸易是国家统收统支的对外贸易，整个国家就十几家中央的外贸公司来统一对外，地方不能直接对外，盈亏由国家统收统支，亏了国家给你补，按计划商品来对外成交。后来，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这些口岸公司才有直接对外贸易经营权了，再后来是工厂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科研院所的自主经营权，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全面放开了。财务上由国家统收统支到完全的企业自负盈亏。没有这样一个大的变化，不可能有今天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也不可能跨越到今天如此大的程度，这都来源于改革开放，而且关键是改革。

　　对于外资更是如此，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1978年，美国一家汽车公司组团访华，提出合资办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中方代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建议，吓了一大跳：你是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怎么能跟你搞合资经营呢？对外开放开始后，我们才尝试着吸收外资。外国人一开始也不敢来，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第一你的市场在哪里，第二你的政策变不变？起步是很艰难的，中央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搞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等应运而生。我国还制定了相关吸收外资的法律，外资企业才慢慢地来了。有一段时间，一些人思想还不能接受，比如说啤酒搞外资干什么？我们有青岛啤酒，何必让外资搞？担心影响民族工业，一时间也议论纷纷。而事实怎么样呢？青岛啤酒从过去几万吨的产量发展到现在几百万吨的产量，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的家电，过去谁要买一个日本的家电都觉得不得了，现在谁还愿意买外国的家电呢？很多外资品牌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且现在外资企业融入中国社会，在纳税，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带动中国企业的管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过程，是波澜壮阔的过程。这些都是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亮点和启发点，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十四大提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并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保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另外就是中央决定复关和申请加入世贸组织，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之一，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世贸组织是以市场经济为规则和基础的，与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一致的，我们的改革和制定法律法规应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这实际上是加深和加速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步伐。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发展了，中国的外经贸事业大发展了。在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我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有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实践，才使中国6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和发展。这一点，我们亲身经历了，体会到了。

　　记：加入世贸组织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您认为挑战主要有哪些？现在看来，您认为我们是否很好地应对了这些挑战？

　　石：加入世贸组织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两个：一是给国内企业带来的挑战。市场开放了，国外企业和商品更多地进入中国，肯定会有冲击，特别是对那些技术落后、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低的企业更大一些，但是这个挑战是迟早要面对的，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企业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必须要走向世界，学会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竞争中做大做强。人们曾经担心，中国的汽车工业和服务贸易等是否顶得住冲击，但实际上，这些方面都没有造成重大冲击，反而促进了它们健康的大发展。二是对政府的挑战，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政府经济管理的体制、思维、工作方式都要相应变化，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尽快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面对这些挑战，关键是要不断改革，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记：如何趋利避害，您能不能详细谈谈？

　　石：最主要的是观念。要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平等竞争的观念。不能老拿计划经济的观念来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义务和权利。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是打开了大门，但人家也给你开了门，义务和权利都是双向的，有了这个思想，才能立足于增加自己的竞争能力，你才敢于去竞争，关门是壮大不了自己竞争力的，所以，观念很重要。

　　二是不断深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修订了法律法规3000多件，与市场经济不符的，与对外承诺不符的，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的都修改了，如《外贸法》以及关于外资的三部法律等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废止和修订，本身就是改革。

　　三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是法律上的融入，但你是消极参加还是积极参加？这个很重要。我们积极参加新一轮谈判，对原来世贸组织达成的协议和规则按新的情况进行修订，谈出新的结果来代替老的结果，这对我们至关重要。对于农业、市场准入、关税、投资、贸易等等很多问题，我们准备得充分，在国际社会上的分量就会越来越重，作用就会越来越强。另外，我们要建立自由贸易区，签订自贸协定，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四是立足发展。参加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里面有没有地位，有没有发言权，在经济全球化里面利益是多还是少，归根到底看实力。我们的实力来自我们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国家强大。

　　记：从部长的位子退下来后，您的"曝光率"不那么高了，能不能谈谈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石：我本来就不喜欢曝光，喜欢低调做人做事。从外经贸部部长的岗位退下来后，我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人大工作了五年。从一个比较紧张的岗位下来以后，没有了具体事务和任务的压力。但是在人大，有监督权、议政权，可以参与和审议国家法律的制定，检查法律的执行。五年间，我在人大财经委牵头组织起草了"企业国有资产法"，后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执行了。我还就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议案。对于老同志，在人大的工作，既是很好地发挥余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感觉很好。

　　现在我已经七十岁了，没什么主要工作了，但还担任着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对外友协中国东盟协会副会长、中国泰国友好协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民间工作和事务。另外也关注一些社会工作，特别是关注"三农"，自愿参与一些扶贫工作，为先进地区与贫困地区牵线搭桥，也为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方面做点小事情。

　　至于生活上，主要是锻炼好身体，不给组织添麻烦，也不给家人找麻烦，平时打打球，游游泳，写写字等，乐在其中。

　　记：听说您过去到哪里必去看商店，退下来后还看吗？

　　石：过去看，现在不看了。从我在公司里工作开始，后来到部里当司长、副部长、部长，长期养成了看商场的习惯，出国每到一地必看，在国内每到一地也必看。不论是大商场、小市场，甚至是地摊都喜欢看，只要有时间就看，这是职业带来的习惯，也可以说是"职业病"了。在国外看商店和市场，是想了解当地的生活水平、物价水平和产品的档次，更主要的是看当地市场对中国产品是否有需求，哪些中国产品适宜进入当地市场，如果进入的话，将与哪些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在国内看商店，除了看地方生活水平外，主要是看哪些产品、哪些行业适合打入国际市场，同时将考察情况作为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础。

　　我的这个习惯部里的许多同志都知道。每到一个驻外商务处，我都会问商务处的同志是否常去看当地的市场，给他们提很多看市场、看产品的问题。这种习惯一直伴随着我，一直到从工作岗位上退下，这是一项工作，也是一个乐趣。